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养老服务保障。两会期间，中国网记者就养老话题，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及相关专家，以求破解养老之道。

2019年以来，山东省郓城县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养老服务机构，成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组织专业人员为6000多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服务。图为2023年2月12日，在郓城县郓州街道王沙湾村，郓城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郭绪雷摄/新华社图片库

完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 实现医养、康养相结合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3人家庭已占所有家庭总数的76%以上，平均家庭人口数只有2.62人，出现了家庭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现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随着寿命的延长，老年人与子孙多代同在一个时间段生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代独生子女和少子女家庭的父母开始走入老年，本身就形成了空巢更容易发生、更早发生的现象。

此前，天津提出了建设“97-3”（9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服务居家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格局。与原来“90-7-3”（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理念相比，“97-3”理念的进步之处在于，认识到社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将社区和居家融为一体，构建居家社区与机构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在现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概念中，康养实际上针对的是主体人群，即健康老人，让他们得到健康知识、健康服务等。而一旦到了非健康的时候，就应该跟医养相结合，让他们得到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

“没有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也就是一句空话”。原新认为，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米”的关键就在社区。社区是把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房前、门前、床前的“连接器”。2020年，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中，约2.3%的老人不能自理，不健康但可以自理的老人约10.41%，八成以上老人相对健康。但老人健康不代表他们不需要社会化的照顾。

绝大多数60—79岁的低龄、中龄老人其实不需要“养”，而需要“助”，从调查来看，老年人最需要的“助老”主要在助餐、助洁、助行和助医四个方面。失能半失能老人还有一些特殊化的需求，比如辅具、卧床照料等。“助老也罢，养老也罢，总之，不要把老人看成是同质性的一群人，对老年人的照护一定要分类分级。”原新期待国家尽快完善“社区居家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相关规划实实在在地落地，同时推广“97-3”理念。

“养老机构面临着重大机遇，打破养老院的‘围墙’，把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服务送到社区中去。”原新表示，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居家社区的养老职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能扩大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对于一些亏本的养老服务机构来说，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社区的适老化改造还需进一步加强，最好能有法律保障。

补足居家养老服务短板 探索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监测制度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居家社区养老得到较好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分析，一是平台建设和服务设施不足。拥有养老服务平台的社区占较低，老年人的需求和养老服务资源难以实现无缝对接；二是老年人基本保障水平较低。老年人自身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明显不足；三是社会力量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不足，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松散，所提供的服务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四是长期照护保险覆盖面小。主要限于城市职工，同时也存在医养结合机构资质认定门槛高等体制机制问题。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要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让居家养老的基础地位和社区养老的依托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对于村（居）委会、社区的具体照顾责任是否有必要通过法律来明确，方燕表示，独居、空巢老人一旦出现病情，很难被第一时间发现，从而耽误医疗救治时间，村（居）委会、社区同样有照顾责任。可以先试点，找到成熟的、适合推广的措施后，再考虑相关立法。比如，强化监管责任人监督病情的义务，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监测、上报制度。由村民小组长或小区楼长作为第一反映人，并将日常体检、健康和法律知识、家庭关怀普及等纳入村民小组长、小区楼长工作考核体系。

2月1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兴山未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辅助社区老人进行云问诊。谢尚国 摄/新华社图片库

建立老年人就诊绿色通道 优化互联网就医流程

社会信息化为就医带来便利，但许多老人却因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难以跨越“数字鸿沟”，老年人“看病难”问题急需破解。

“在数字化社会，一定要保障不使用数字智能设备的所有人，包括老年人以及存在数字屏障的其他人能够分享数字社会的权益和机会。就像高速公路ETC替代了大部分的人工收费，但卡口上还会保留人工通道一样，这是文明社会的态度。”原新说。

社区提供家庭医生和医疗服务，是其在服务老年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可以建立高层级医院和社区医院通过互联网沟通机制，通过互联网远程诊断，解决一部分老人不方便去医院挂号问题，发挥数字社会的优势。同时，医院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有条件的医院建立老年人就诊“绿色通道”，并为有基础病需要常态化、定量化用药的老年人建立便捷取药机制。

方燕对“绿色通道”和互联网医院的重要性亦深有同感。她建议，医疗机构应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畅通老年人的家人、亲友、家庭医生等代为老年人预约挂号的渠道。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配备导医、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并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各医疗机构应充分考虑老年人使用习惯，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引导、人工咨询等服务功能，逐步实现网上就医服务与医疗机构自助挂号、取号、叫号、缴费、检验报告、取药等智能终端设备的信息联通，同时，支持现金和银行卡，及线上代办支付医疗费用功能。

开展“互联网+智慧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就医模式，实现医院内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老年患者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看诊，并通过做好服务引导和健康校验等方式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智慧养老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基于通讯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为支撑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养老机构、医院药店等第三方机构，可借助智能产品和网络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方燕强调，要建立社会机构医疗服务管理体系，由监督部门建立专门的社会机构医疗服务名单，针对社会机构医疗服务管理形成科学有效的等级考评标准。开通专门的群众投诉渠道，并对社会机构服务进行定期回访，将社会机构政策落实、投诉情况等纳入考评范畴，并将考评结果及时对外公开。落实监管责任人，强化监督责任。

做好个人养老安排 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做“加法”

去年，国家正式启动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标志着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目前参加人数已经达到2817万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介绍，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上限是12000元，以后还会适时调整缴费上限。

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2.64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8.7%，预计到2054年将达到5.2亿，占比达40%以上，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原新强调，无论是养老保险体系还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是因为老龄化才要建，一个社会只要有老人，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只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了政府构建完善基本公共政策的迫切性和压力。

原新表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险重在保基本、广覆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10.5亿人。第二支柱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体现的是就业单位承担的社会养老责任，各单位标准不一，截至2021年底,覆盖约7000万人左右。个人养老金则完全是个人行为，用于提升自己养老金的水平。“个人养老金账户由有资质的金融部门来承担，安全性高，保值增值相对有保障，有条件的人可以尽量参与。除了上述方式外，还有商业保险、理财、储蓄、置业等，属于第三支柱范畴，都是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有人将家庭支持和社会救助列为另外两大支柱，也有一定道理。”

“养老保险体系是责任分担的体系，有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责任。”原新说，政府养老保险保基本、广覆盖，社会营造有利于养老、有利于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市场开发出能够有效配置金融资产的产品，家庭责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支持。“在未来的养老市场中，个人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要做好自己的养老安排，用好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多元渠道，在政府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做‘加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