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凌晨，71岁的王华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床边放着十几枚鸡蛋大的鹅卵石。

前一天早上，为了节省1.5元的公交车费，她徒步走了五六公里，不慎撞上一截栏杆，失去知觉。王华醒来后，强撑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回到家，但头晕一阵阵泛起。

她怕自己走上父亲的老路，“头天摔了一跤，回来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就突发脑溢血走了”。这让她尤为担心，怕过不了这个夜晚。

王华住在四川江油城郊一栋破败的楼里，已独居多年。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她怕遇到紧急情况连电话都来不及拨出去，便准备了一些鹅卵石放在床边，以便砸碎窗户玻璃求救。

在中国，像王华一样的老人数以万万计。“七普”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学专家指出，较之大城市，县级城市的公共服务滞后、人口流出量大，老龄化趋势来得更为迅猛。江油作为县级市，60岁以上人口达196919人，占比26.93%，高于其所在的绵阳市（23.71%）和省会成都（17.98%）。

老龄化不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由无数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组成。年龄冷酷地在他们与子女之间筑起隔阂，而表达障碍和信息化社会拉开的“数字鸿沟”，让他们的处境和需求，鲜少被看见。

界面新闻在江油市寻访10多位高龄老人，以期描摹他们的晚年生活群像。他们的养老困境提醒公众，不管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被现代社会瓦解，而新的养老模式仍在探索中。

远离的子女

“女儿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你的？”

对84岁的张秀英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记忆力衰退，而是距女儿上一次来看她实在太久。虽然她们同在一座城市。

张秀英原籍上海，1965年响应“支边政策”来到四川，成为江油市一家钢铁厂的普通工人。作为一名1930年代出生的人，她们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完成了生儿育女，这个年纪的人多数拥有两三个孩子。

张秀英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接替她的岗位，都成了钢铁厂的工人，后来女儿辞职，至今没有稳定工作。年近50的儿子仍在钢铁厂，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子女们都有了后代，各自仍在生活中挣扎，很少有时间顾上这位老母亲。自从去年老伴儿离世后，张秀英就过上了独居生活。

一位独居老人所住的步梯楼。摄影：赵孟

人老了——对很多老人来说，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与子女们那种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拉开的距离。对于一些亲子关系并不理想的家庭，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更为明显。

张秀英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1970年代，那正是物资匮乏的时期。当地没有奶粉卖，张秀英节衣缩食，让亲戚帮忙从上海购买奶粉寄过来。儿女资质平平，她又想办法让他们进了自己的单位，“好歹有个稳定工作”。

可自从孩子们成家后，张秀英就觉得与儿女的距离越来越远。她与女儿的关系一向紧张，她觉得“这个女儿白养了”，女儿则认为父母“重男轻女”。这种矛盾贯穿半生，并在她的晚年愈加凸显，女儿几个月都不来看她一次，甚至逢年过节的团聚也经常缺席。

儿子儿媳虽然孝顺，但也只能每天下班后过来看一眼，送些生活物资。“他们现在也有一家人要照顾，我不可能任何事都跟他们说。”张秀英心中装着不少事，但很少告诉儿女。

同样遭遇的还有张秀英的同事，今年80岁的陈晓凤。她育有3个子女，孩子们也先后进了钢铁厂。上世纪90年代，钢铁厂效益不佳，两个孩子离开去外省打工，并在当地安家。孩子们处境艰难，几年才回来一次。留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儿子，他也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她50岁就从厂里退休，不久丈夫又去世，日子愈加艰难。那时她自觉身体尚可，去餐馆打工、端午节前帮人包粽子、自制八宝粥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刚睡三四个小时又起床，去菜市场捡剩菜，菜叶做炒菜，根茎则用来做腌菜，靠着这些才将孩子们拉扯大。

对于“养儿能否防老”这个问题，陈晓凤无奈的摇头，“靠不上，靠不上”。最近几年她住了4次院，外地的两个孩子都未能回来，医药费除了报销之外，全部靠她的积蓄承担。

从世俗意义上看，养儿防老面临一个悖论——如果子女越有成就，就越走得更远；若子女平庸，则要为生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即便留在身边也很难兼顾到父母。

作为江油市前副市长，牟绍俊对此体会更深。他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事业有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定居，如今女儿和女婿都是公司高管。可儿子读书少，至今仍在一家公司打工，每月拿着2000多元的工资。虽然儿子留在身边，但对父母的回报有限，相反他和老伴儿一直在为孙子付出。

牟绍俊退休后不久孙子出生，这让他把精力全部转移到了孙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2岁带到20岁”。他说，由于儿子工资低，孙子的学费、生活费等开支，绝大部分由他承担。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女儿，“1万、2万都在给”。

对于那些儿女优秀的父母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晚年生活的主要困难，但有些困难却是经济无法解决的。

身体的警钟

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警报拉响，那些年轻时透支的精力、体力，在60岁以后开始“索赔”。人老了——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下垂的皮肤、脆弱的骨骼、以及越来越无力的心脏，都在提醒暮年已至。

王翠花和丈夫年轻时身体一向很好，但退休不久，丈夫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骨裂。不久，王翠花也摔倒了，同样出现骨裂。几个月后，她勉强能外出时，又再次摔倒，这次胸骨骨裂，迫使她在床上躺了3个月。

“一人上年纪，骨头就是脆的。”王翠花感慨。当地民间有种说法，骨头痊愈与年龄相关，“活了多少岁就需要多少天”，她感慨“岁月不饶人”，看似健康的身体背后已隐忧重重。

王翠花只有一个女儿，自认为“我们是付出最多的一代人”，“年轻时响应号召只生一个，把什么都给她，老了又考虑到她一个人负担太重，只能靠我们自己攒点退休工资养老。”她和丈夫受伤后，女儿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只能每天晚上过来看望。即便如此，王翠花和丈夫也不愿意去养老机构。

但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去传统养老机构的意愿低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的老龄化程度虽然比大城市高，但和全国一样，90%以上的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鉴于此，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在多地推行，被认为是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方向。

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主要为高龄、残疾和家庭困难的老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老人们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个性化服务。2021年，江油市符合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的老人为12966人，仅占60岁以上老人的6.6%。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老人无法享受到政策的照拂。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业内通常将医养结合机构概括为八个字：“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江油市在“医养结合”方面的工作走在四川前列。 早在2005年，原江油长钢三厂职工医院为了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瞄准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在医院设立老年科，专门接收一般养老机构不接收的病残、高龄、失智失能老人。

2011年，长钢三厂职工医院正式更名为江油市老年病医院。2015年，江油市民政局核发《养老机构许可证》，批准医院开展养老服务，标志着该院由单一的医疗机构转型医养结合型服务机构。

一位去过这家一样结合机构的老人表示，她的体验并不好，“不像回家，相当于临终关怀”。她说，由于这里收治多数是失能、失智老人，他们最终去处都殡仪馆，因此身体稍微健康的老人都不愿去。后来，这家机构开设了较为高档的病房，但和许多“医养结合”机构一样，由于收费也较高，老人们的入住意愿并不积极。

现实中，不少老人处于既不满足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又无法负担“医养结合”机构费用的尴尬境地。

陈晓凤操劳十几年后，身体发出抗议，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起关节炎、焦虑症、贫血……一张不久前出院的检查单上，各种病症写了将近半页纸。

现在，她独自住在一栋老旧小区的二楼，膝关节炎将她折磨得坐立难安，由于一只腿无法弯曲，18级楼梯将她与楼下的日常分成两个世界。她要么站着，要么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但每个姿势都无法保持太久。医生告诉她需要做手术，费用大约需要4万元，但她拿不出这笔钱。

这套狭窄的房间没有阳台，阴暗潮湿。她的朋友周一戎怀疑陈晓凤的关节炎与居住环境有关，多次建议她买一个取暖器，但陈晓凤舍不得花钱。

伴随身体衰弱的是记忆力减退。这两三年来，陈晓凤明显感觉遗忘的速度在加快。“我在厨房里想拿个东西，走到客厅就忘记了。”她说，于是又回到厨房，希望能唤起记忆。几天前，一个朋友到家里看望她，谈话间提出需用点酒精，她好像突然失忆，“完全想不起‘酒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既然不愿去养老机构，为什么不和子女一起住呢？陈晓凤的理由是，“儿女们也有一家子人”“不想给子女找麻烦”，这也是老人们的普遍想法，甚至有时去医院都不告诉儿子。

江油距绵阳约50公里，距成都170多公里。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带走了年轻人，让这种县级城市成为老年人扎堆的地方。但公共服务——特别的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却相对滞后。许多大城市对60岁以上老人乘坐公交车免费，但江油没有这样的优惠。

提到养老工作的现状，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坦言，“人财物，啥都缺”。以该股室为例，现状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人，其中1人即将退休，日常工作人员只有两人，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将近20万老人。对于老人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他表示“我们可以去反映”，但无法确保都能解决。

江油市2021年的GDP为528.3亿元，在绵阳排第二，在四川属中上水平。但江油的老龄化水平高于绵阳和成都，这也是县级城市的普遍现象。 前述老龄股负责人介绍，养老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养老机构自身，上级政府有些项目资金，“但都是‘毛毛雨’（意为很少）”。

只剩一个人

牟绍俊的妻子“一身都是病”，吃饭只能进流食，刷牙一用力下巴就会脱臼，每天都会“犯迷糊”，如果外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为了照顾妻子，牟绍俊和“牌友”们都断了联系。现在他一切围绕妻子转，朋友调侃他，“原来的县太爷，现在成了一个佣人。”

但牟绍俊毕竟82岁了，心脏一直不好，随身揣着“救心丸”，遇到精神紧张时赶紧吞下4粒。

牟绍俊随时带着“救心丸”。摄影：赵孟

妻子病情的每一点变化都让他悬心。有一天夜里睡觉，他握着妻子的手腕，突然感觉脉搏密集的跳动了两次，“很不正常”。送到医院后，被告知“没有办法，只能养”。如今，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多照顾妻子几年。但他也明白，总有一个人会先走。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77岁，对年过八旬的老人而言，仍有伴侣陪伴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但“总有一个先走”的担忧，也比任何时候更迫切。

一年前，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丈夫过世，让张秀英的生活陷入巨大的空白，原本虚弱的身体再遭打击。丈夫从生病到过世，医药费全靠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退休工资支付，甚至连丧葬费都没让儿女出。

葬礼结束后，除去一切开支，她将剩下的10万元积蓄分给两个孩子，每人5万。但女儿表示不满，质问她“爸爸怎么就只剩下这点钱？”与女儿的不睦和丈夫的离去，让张秀英伤透了心。她将自己关在阴暗的屋子里，一个星期难得出一次门。天气的变化，季节的轮转，对她都失去了意义。

独居是每个老人——甚至每个人，都将面临的晚景。72岁的王华已独居多年。年轻时她很爱美，衣服每天都要换，床单一周洗一次，房间里总少不了花花草草。现在，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别人的生活”。她患有十几种老年病，心力早已不如从前。

2022年3月，江油市人大社会委对全市老龄工作情况做过一次调研，最后的调研报告显示，江油市约有1.10万名在档失能、失智老人，其中重度残疾8000余人。“老年人群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快、寿龄高、空巢多等特点，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康复养生、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我市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对于像王华这样的独居老人，养老工作如何保障其健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市在数年前就根据国家政策，建立了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机制，“每个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都有签约医生”，签约的类型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免费，个性化服务则需要收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为了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而推出的一项医疗服务形式。根据2016年由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全国要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不过，包括王华在内的一些老人表示，他们并未签约家庭医生，也没有享受过有关医疗服务。对此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这就看他们的配合度了”。

危险的暮年

83岁的周一戎觉得，变老就是一个与子女、甚至孙子女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这种隔膜将许多老人的晚年置于风险中。

最近几年，针对老年人的各种保健品、养老项目泛滥，因此被骗的老年人数倍增，而他们往往因不敢告诉子女，自身又无力维权而陷入绝望。

“为什么许多老人做决定前不跟子女商量？”对于这个问题，周一戎顿几秒钟回答，“因为女子无法理解父母对衰老的感受”，这种深刻的障碍让许多父母放弃了沟通的尝试。

周一戎今年83岁，曾是各种保健品推销活动的常客。她印象中，五六年她生活的片区只有三四家这类公司，如今猛增到十多家。这些公司的“套路”是不断开发时髦的新“ 产品”，再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吸引老人前往，并对每个到场的老人许以诸如面条、雨伞等小礼物诱惑。这个模式至今屡试不爽。

参加“健康知识讲座”可以免费得到礼物，许多老人无法拒绝。老年人群体普遍有一些退休积蓄，身体又被各种疾病困扰，加上子女不在身边，给了不法商人趁虚而入的空间。

讲座结束，领取礼物的环节“套路”重重，那些没有当即决定购买保健品的老人，被刻意排在后面，这期间他们不仅要忍受推销员不厌其烦的广告，还要被变相羞辱。一些老人碍于情面，买下了对自己无用的东西。

2017年前后，绵阳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到江油做推广，声称投入数万元就可以优先安排床位，并享受打折优惠，更大的诱惑在于，投入的资金可以获得每年8%的利息回报。许多老人心动了，将多年退休积攒的钱孤注一掷。他们中最少的投了2万元，最多的投入数十万元，绝大多数人都瞒着子女。但不到一年，这家养老院宣告资金链断裂。

2022年4月，公安部召开部署会，明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前述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江油市很快响应，联合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专项办公室。各单位利用自己优势，多渠道向老年人开展反诈宣传和展开帮助，“效果比较好”。

陈晓凤当时“投资”了6万元，这是她省吃俭用攒了3年的退休金，但钱至今还没有要回来，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这笔钱的去处她也没敢告诉儿女，“说了他们肯定会责怪”。她只能一遍遍念叨，“我恨自己，我恨死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