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会：超大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获悉，未来在不到15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北京将从中度走向重度老龄化社会。

为适应社会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学研究所教授黄石松建议，健全家庭照护者支持政策，以经济补偿、带薪休假安排、免费培训、喘息服务、家庭养老床位等多种方式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并倡导老年人的广泛社会参与，努力挖掘老年人口“二次红利”。

养老床位结构性难题

目前，北京市“减量发展”模式已确立，但超大型城市经济发展对人口和要素资源的“虹吸效应”仍客观存在，人口总量控制与促进生育率提升仍不容忽视。一方面，高精尖产业结构对劳动力数量、质量和结构调整形成倒逼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催生对生活性服务业人才、养老服务人才、康复护理人才的需求，且难以为技术进步所替代。

黄石松说，“在不到15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北京将从中度走向重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速，并叠加人口队列更替，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

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就是要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作为超大型城市，建成符合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必须将老龄政策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中，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增强首都功能的有机统一。”黄石松表示。

按照《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要求，到2025年，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应达到7张，到2035年，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应达到9.5张，还有不小的缺口。但是，目前，已建成养老床位占用率仅为约51%，入住率仅为约41%，床位空置的现象十分突出。

黄石松同时指出，城六区拥有全市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口，但仅占有全市约32％的公办养老床位；核心功能区公办养老机构床位仅占全市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数的约4.9％，而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占比却分别达到了27.5％、41.8％和25.8％。

普惠型服务不足

养老服务的供给层次和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不对位。

“服务价格上，面对广大老年人群体的普惠型中端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服务内容上，长期照护、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供给相对不足，尤其是针对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和医养结合服务短缺。全市护理型床位只有73043张，只占到总床位数的66%。”黄石松指出。

此外，养老服务人才短缺与人才结构性矛盾并存。

据了解，40—64岁服务人员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年轻从业者较少。知识和技能结构不合理，护理人员占总人数比例超六成，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医生、护士仅占总数的1%左右。人员流动频繁，养老服务人员平均工作28个月，离职人员平均工作24个月，在职人员平均工作37个月。养老服务人才不足、人才培养周期长、成本高的矛盾在短期内不可能缓解。

需强化“老幼共融”

黄石松建议，“进一步聚焦家庭中的核心成员的需求满足，共同支持家庭功能发挥，充分发挥不同政策资源的作用，提高政策可落地性和可持续性。”

健全家庭照护者支持政策可以包括多种形式，“以经济补偿、带薪休假安排、免费培训、喘息服务、家庭养老床位等多种方式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倡导老年人的广泛社会参与，努力挖掘老年人口‘二次红利’”。

与此同时，他还在题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北京探索与国际借鉴”的报告中指出，政府部门需强化“老幼共融”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改革完善“一老一小”财政投入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健全多渠道筹措养老保障资金和儿童发展资金的制度机制。确保“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提出的任务安排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规划等有效衔接。整合“养老”和“托育”预算资金科目社区层面的集成，在资金补贴上支持在社区层面为老服务资源和为小服务资源的比邻建设、“错时错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