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养老模式具有低社会成本、高社会支持、高情感慰藉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文化适应性，能够突破当下农村养老问题的资金困境、服务困境、被动式养老困境、老年群体人力资源浪费困境。

相对于城市，我国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其居住分散，公共健康服务不足，高龄困难老人多，未备先老问题突出，养老需求更为迫切。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家庭血缘体系下子女担责的家庭养老，还是社会福利体系下的政府养老，都难以有效应对老年人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健康关怀三个方面日渐凸显的需求。互助养老模式具有低社会成本、高社会支持、高情感慰藉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文化适应性，能够突破当下农村养老问题的资金困境、服务困境、被动式养老困境、老年群体人力资源浪费困境。

所谓互助养老，就是将互助理念寓于社会养老之中，在政府领导和扶持下，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作用，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农村人力资源有序组织动员起来，通过多种形式为老年人提供资金互助、服务互助、文化互助的新型社会养老模式。相对于家庭、社区和机构养老，互助养老具有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实现老年人社会价值等多重优势。互助养老能够充分激发老人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减轻社会养老负担，缓解农村养老供需不平衡的巨大压力。

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互助”传统，也有着丰富的生活实践经验，如较为普遍存在的“农社”“义庄”“福田院”“济众院”“养济院”和“普济堂”等。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2017年3月，国务院颁布《“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加强农村养老服务，“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和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

通过互助养老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始终坚持村委主办、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原则。农村互助养老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发力的过程。为此，互助养老的发展，需要政府、村委组织、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社会其他力量的共同参与，这样可聚合社会各领域的资源与智慧。在脱贫地区，要将增加脱贫群众收入机会与养老服务支持结合起来，有助于将村庄内有限的扶持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解决困难家庭的经济问题和需帮扶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通过互助养老机构，将村中有劳动能力的困难户引入到养老服务工作中来，聘用他们作为“助老员”，一方面能够解决村中需照顾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有劳动能力困难户提供新的就业创收机会。

二是互助养老服务应首先助力解决老年人的刚需问题。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长期的、叠加的，带来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问题。但事有轻重缓急，互助养老服务首先应帮助老年人解决刚需问题，先提供“雪中送炭”服务，再考虑“锦上添花”工作。在普惠型养老服务基本全覆盖的情形之下，老年人群体的刚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是最为重要的。对此，政府和市场应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中来，政府负责资金转移支付、购买服务，市场来确保服务质量、按劳付酬；同时，通过政府支持和干预，可以实现低偿性质的供需均衡；另一方面，对有活动能力同时经济困难的低龄老年人来说，在乡村振兴背景和共同富裕背景下，为其提供具有“造血”功能的养老服务型就业创收项目最具现实意义。实际上，这部分老年人也是提供互助养老服务最适合的主体，是实现“以老养老”内循环体系不可缺失的主力。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互助养老，不断突出地方特色。农村互助养老嵌入在乡村社会网络中，受乡村社会环境影响。互助养老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嵌入当地乡村社会。换言之，互助养老服务对象、内容、标准等要符合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实际情况。如在低龄老人比较多的村庄，可重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在失能老人较多的村庄，互助养老要从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出发，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吃穿方便；在留守独居老人比较多的村庄，互助养老要着力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生活不安全感。

（丁志宏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田志系中投咨询有限公司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