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65岁的桂枝（化名）想起两年前曹荣林往桥下的纵身一跃，仍然心有余悸。“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早就倒闭了，到现在身边的老人没有一个全部追回养老钱的。”投资养老失败的案例不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养老院”“非法集资”等关键词作为筛选条件，可以找到422份法律文书，遍及29个省级行政区，涉案金额近百亿元。养老服务市场乱象的背后，更是老人的无奈。

　　毕生的积蓄投入到了养老项目上

　　桂枝口中的养老院，指的是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在桂枝的印象中，她是从2018年底开始听说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益阳光辉颐养院）的。朋友间的口口相传，加上提前交一笔钱，不仅能在入住时享受折扣，还能收取利息等优惠政策，让她对购买这个养老项目动了心。

　　“他们说这个叫钱生钱，比银行利息高多了，身边很多朋友都交了钱，我也就交了，后来工作人员还多次包车送我们到周边旅游。” 桂枝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随后，桂枝陆陆续续把自己毕生的积蓄50万元，都投入到了这个养老项目上。

　　直到2020年7月，纳诺老年公寓暴雷。因涉嫌非法集资3.2亿元以上，纳诺创始人投案自首，波及6000多名老人。养老院突然倒闭，投入的钱都打了水漂，但她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更让桂枝难受的是，跟她购买同一养老项目的曹荣林，2021年1月19日下午在寒风中脱下衣服，纵身跳进了冰冷的资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曹荣林还曾给医院ICU里的妻子喂饭。医院的催款电话还响在耳边，但他已经拿不出妻子的救命钱了，他的所有积蓄17万元，都预交给了湖南益阳纳诺老年公寓。

　　“我妈听说了此事之后就常常发呆，怎么叫也没有回应。”桂枝的女儿李萍（化名）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健康时报记者查询相关法律文书发现，养老机构大多以“高额分红利息”利诱老人。

　　在已判决的案件中，江西省老庆祥公司以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承诺6.3%至9%为固定回报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向7883人吸收资金9.4亿余元。广州市善某养老有限公司以售卖“养生卡”即养老床位使用权，承诺每年支付投资人8%至15%的高收益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继而再“拆东补西”维持骗局。

　　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部分养老服务机构、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名义，承诺高额回报，以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床位费，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手段，故意进行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行为，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需要引起重视。

　　贴心的业务员“打动”孤独老人

　　对于77岁的黄国良来说，突破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的，是参观完养老公寓，业务员送自己回家时，闯了红灯。

　　“我心里难受，他为了送我还被罚了款。”黄国良终于下定决心，领了妻子去世后发的抚恤金，凑齐15万元预定了顺祥养老公寓的床位。在此之前，业务员已经数次去黄国良家打扫卫生、送水果，这些贴心服务足以感动一个孑然一身的老人。

　　“在此前我们经手过的案例中，发现有关养老项目诈骗的受害者身份千差万别，有高校教师，有普通工薪阶层，也有清贫的散工。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孤独。可能很多人很难想象，在此类案件中，都是‘愿者上钩’。”长年关注我国老龄社会法治研究的全国老龄法律论坛秘书长、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陈洪忠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养老项目暴雷屡禁不止背后的社会根源，实际是长期被忽略的空巢老人问题。

　　今年74岁的独居老人杨江也在采访中向健康时报记者吐露心声，“要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也不都是真话。其实巴不得他们一起来骗我，能给得起的小恩小惠我都愿意给，起码还愿意常常来陪我说说话儿。”

　　张勇总结了这些养老机构的营销套路：业务员往往会哄骗老人，将钱投到养老机构不仅没风险，还有点小回报，老年人毫无防范意识。

　　张勇提到，部分违法机构往往是采取专业化团队运作手段，混熟以后降低老人的风险意识。

　　“平时会搞活动送礼品，让老年人有便宜可占，先吸引人。然后工作人员负责说服对应的老人，有的上门陪聊，还有些是一男一女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甚至让老人觉得他们比亲人还亲。获取信任后，工作人员在老人面前上演苦情戏，说业绩压力大，完不成任务没工资，无法养小孩等，让老人觉得有亏欠感，心甘情愿去帮。”

　　“还有很多养老机构打出会员制的宣传语，让老人预付一大笔会员费，会员分为至尊、贵宾等不同等级，所享受床位折扣、收益数额等不同，还会定期经常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会员游山玩水。”北京市一家大型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李晓雪（化名）有着超十年的养老行业从业经历，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预付制”是最常见的养老机构诈骗的诱饵，这其实就是一种风险投资，与养老服务行业公益性的本质完全背道而驰，凸显了目前备案制监管的不足。

　　陈洪忠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现实情况中，受害人虽然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经过漫长的诉讼，能追回的涉事金额往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养老服务业乱象丛生

　　多年关注养老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丁梅过去一年调研走访了大量养老机构发现，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经历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养老机构缺钱、缺人的状况愈发严重。

　　“过去的几年，养老机构在环境改造、设施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和成本。而由于受疫情影响，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减少，床位使用率降低，养老机构的收入降低，资金压力陡增。很多养老机构在亏本。”丁梅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老龄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石松也向记者提到，导致养老服务业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融资环境差。

　　“从2018年底取消养老机构的行政许可，审批门槛降低以来，各地政府都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养老服务行业中来，但另外一方面，看似火热的养老服务行业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投资大、见效慢、利润薄，在建设和运营初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旦经营不善，脆弱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导致各方都难以预计的严重后果。” 黄石松说。

　　而当暴雷事件发生时，应对机制的不完善亦加剧了悲剧发生的概率。“民政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弱，且人员配备也不足，当发生类似事件时，民政部门只能协调其他相关的机构介入，在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指引的背景下，作为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有其天生的不足，对违法机构的约束力有限，处理链条过长，很多受害人难以得到及时的安置。”张勇告诉记者。

　　在规范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融资环境的方面，黄石松认为，疏通融资渠道之后，可以大概率减少非主观故意养老院暴雷事件的发生。

　　黄石松建议，完善营利性养老机构抵押融资政策，尽快出台相应细则，明确营利性养老机构有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资产，在约定不改变其用途的情况下可用于抵押融资。二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养老服务行业的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对民办养老机构给予中长期低成本专项贷款；鼓励发展针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政策性担保服务，通过健全监管机制支持养老机构的融资创新探索等。

　　尽快完善养老服务监督体系

　　要避免养老机构暴雷风险，在上述多位专家看来，必须要完善养老服务监督体系和支持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监管、社会和市场应当各司其职。

　　“目前，全国范围内并未有专门针对养老院运营以及违法行为处置的法律法规，导致各地出台的政策具有碎片性、不连贯性”。张勇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陈洪忠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集资者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应由参与人自行承担损失，而不能要求有关部门代偿。现实情况中，受害人虽然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经过漫长的诉讼，能追回的涉事金额往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张勇建议，养老服务诈骗案件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建议监管部门加快研究推出专门的法律法规或适用性的行政法规，规范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模式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机构突发事件应对的工作机制，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兜底作用，妥善安置受害者群体，避免悲剧的进一步发生。”

　　“建议探索开展法律养老项目。”陈洪忠指出，要从根源上解决养老院暴雷问题，社会各方应协同积极应对空巢老人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其次建议大力倡导“法律养老”的概念，把老年人人身权、财产权保障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法律养老”的作用。专业的养老服务监督是社会养老市场监督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必将是养老服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边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受害者，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过得不好。”桂枝的女儿李萍说，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人们能够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