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沈阳的老人张大爷（化名）75岁高龄，因脑出血半身不遂被妻儿送进养老院。入住养老院才3天，他因为突发脑梗后遗症猝死。养老院在通知其儿子近两小时后才获得回复。而此后其儿子和妻子又将养老院告上法院，索赔16万余元。2021年10月从法院获悉，法院最终判决养老院赔偿3.5万余元。

75岁的张大爷家住辽宁沈阳沈河区。他因为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之后一直处于该状态，在无外力帮助下处于卧床状态。后来张大爷的妻子和儿子与沈阳市沈河区某养老院签订协议，将张大爷送进养老院。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乙方发生疾病时，甲方应第一时间通知丙方并等待丙方前来处置，病情严重危急而乙方不能及时赶到时，甲方可先行将老人送诊，动用乙方交付的医疗押金支付医疗费用，治疗费用超过押金数额时，甲方有权不再负责处理治疗事宜，乙方、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甲方责任。除非甲方故意对将乙方送诊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意外，乙方、丙方均不得追究甲方责任。

协议签订后，张大爷的儿子向养老院缴纳了床位费、伙食费、护理费、卧具费、押金等共计5243元并将张大爷送进养老院。谁知入住养老院才3天，张大爷在养老院死亡，死亡原因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为脑梗塞。

根据沈阳急救中心院前出诊病历记载：“患者于四小时前被发现呼吸停止，意识丧失。十分钟前呼120。既往史：脑梗塞后遗症。初步诊断：1、脑梗塞后遗症，2、死亡。”

养老院方面在当天凌晨5：40左右，发现张大爷发病，凌晨5：46通知其儿子，并于6：25在发微信给其儿子“小张咋不接电话呢？你老爸已经死亡”。张大爷的儿子则迟至8：11才回应养老院“我在我妈这，你先等一下”。

此后，张大爷的儿子和妻子将养老院告上法院，索赔16万余元。

他们认为，张大爷虽然半身不遂多年，但在老伴悉心照料下，一直身体状况良好。后来老伴突发疾病住院，儿子因工作繁忙又经常出差，无力同时照顾父亲和母亲。经过家庭商议，决定将老人临时托管于沈河区一家亲养老院。并特别约定如老人突发疾病，请院方立即送医并通知家属。为保证此约定有效执行，还交了2000元医疗押金，谁知入住才3天，老人就因脑梗塞死亡，在此期间养老院没有尽到看护义务，没有及时发现，并将实情通知家属，更没有将老人及时转送医疗机构救治，延误了诊断及治疗，造成了老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而养老院则认为，养老院已尽到作为养老机构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首先，养老院已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发现老人昏迷不醒，第一时间拨打了其儿子电话，且打了十余通，但是因为时间太早，电话无人接通。同时，养老院也第一时间联系120，120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后经诊断发现老人已无生命体征，直接送往殡仪馆。且从常理上讲，养老院也没有只拨打120电话不通知家属的必要，这从常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张大爷的死亡原因为脑梗塞，且张大爷之前发生第一次脑梗塞造成半身不遂，张大爷年事已高，且脑梗塞最危险的时间即为发病后的3-5日，在二次发病时，黄金抢救时间为8分钟，在八分钟之内不让病人的心跳恢复正常运转，病人的脑细胞就会出现全面的不可逆死亡。而脑梗死的病危前临床反应多为呼吸困难导致的呼吸停止死亡，从死亡证明上看出，张大爷的死亡时间为凌晨3时左右，即使当晚在三甲级医院住院，在深夜里，也无法保证会抢救成功，更何况是在养老院。养老院已尽到了一家普通的养老服务机构所应尽到的照顾义务。

养老院方面称，自己经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过世的老人也有百位左右，如若每位老人在病逝后家属都要求养老院赔偿，那必会产生不堪设想的社会效益。

沈河区法院一审认为，民政部令第49号《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养老机构在老年人突发危重疾病时，应当及时通知代理人或者经常联系人并转送医疗机构救治。本案中可以确定养老院发现老人发病时，张大爷尚未死亡，而养老院迟至其确认老人死亡后四小时才拨打120急救。养老院在发现老人突发危重疾病时，虽然通知了经常联系人，但未按规定将老人转送医疗机构救治或联系120急救，也未举证证明其在发病时采取了任何急救措施，致使张大爷丧失了可能挽救生命的机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张大爷的儿子理应对其父身体状况熟识，在其父刚入住养老院第三天，老人处于陌生环境等待适应期间，小张本应预见到其父可能发生身体状况异常，并应保持与养老院的通畅通讯联系，以备养老院在老人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与其取得联系以确定原因，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但小张却因自身原因致使养老院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综合以上因素，法院酌定养老院承担10%的侵权赔偿责任。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26139.4元、丧葬费3454.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1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200元。

养老院不服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