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传播不仅威胁生命安全，还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老年人相较其他年龄群体更易受到影响。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冠疫情对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风险。相比其他群体，老年人自身免疫水平较低，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较高，且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症状。数据表明，新冠确诊病例中老年群体占比约22%，但死亡病例却高达81%。除此之外，新冠疫情对医疗资源的挤压效应更值得加以关注，老年人常常患有诸多基础病、慢性病需要及时的医疗服务，但在疫情期间，医疗资源被大量调剂用于抗疫一线，日常患者就医的资源相对稀缺。

　　第二，疫情的长期持续进一步加速了电子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使得很多老年人被迫“触网”。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成为了日常出行的基本通行证，在线问诊、手机预约挂号也成为疫情期间就医的一个主要途径，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被进一步突显。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2021年60岁以上网民在总网民中的比重已上升至12.2%，虽然较之前取得了很大增长，但在数字融入的过程中与其他年龄群体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数字融入深度上，老年人使用手机的最主要功能仍然是通讯功能，对于在线就医，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功能仍较为陌生，且往往成为网络电信诈骗的对象，这极大影响了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第三，不论是突发的新冠疫情，还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扩散，对老年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生活环境变化，老年人在应对不确定性、新事物方面能力较差。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当然，人对社会变化的适应主要是适应程度的问题。那些较难适应社会变化的老年人不仅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面临困难，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难以得到寄托，进而极大增加了其产生负面情绪的概率。而既有的医学研究几乎都表明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与身体的健康状态之间存在高度联系，如果老年人长期处在负面情绪之下，其患病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老龄化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需求如何满足，因此，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来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并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长远规划与科学设计，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其中。

　　从政府层面来看，要发挥政府在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引导作用，保障养老服务的全面覆盖。养老服务的全覆盖是养老体系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养老服务在时间上要涉及老龄群体生命的每一阶段，要包含老年群体医疗护理、心理关怀等多方面，要无差异的覆盖所有老年群体。但我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地区、人群间的养老服务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性养老服务的建设，以保障老年人口养老服务获得的公平性。

　　从市场层面来看，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精细化需求。面对数字鸿沟，老年人在生活上的很多方面都有不便。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产品要放弃老年群体，而是要求市场提供更加智能，更加符合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因此，进一步激活养老产业为企业创造新的盈利空间，又能使老年群体更加细分的需求得到满足。面对未来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还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建设，提供更专业的养老服务。同时，在战略布局上，大力利用科技优势扩大养老服务范围，例如，开发更智慧的智能辅具，护理机器人等。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区、公益组织等养老服务基层组织要聚焦老年群体具体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文化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医疗保健是老年群体最重要的需求，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现实中老年人就医困难的问题，社区应会同就近医院形成对老年人完整且持续的引导服务，同时有条件的地区还应进一步下沉医疗资源，为老年人建立点对点的长期医疗跟踪机制。社区要积极开办养老服务项目，鼓励老年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让身心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发挥“老有所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还要有更加人性化的举措来帮助老年人度过疫情防控。在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时，不能一刀切，要正视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照护需求。由于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弱，还要从心理上帮助老年人理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心理援助帮老年人及时走出悲观情绪，通过主流媒体渠道引导老年人理性观察疫情发展，帮助其采取正确的防疫决策。总之，老龄化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要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养老的基础上，需要在细微处体现关爱，让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屈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