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自己的余生提前作个主。”

80岁余阿婆孑然一身，行动自如、生活尚能自理。但面对律师，向来冷静自持的她，难得显露忧思——假如有一天失能失智了怎么办。行至人生终章，能依靠谁？

上海，老龄化程度已达37.4%。社区公益咨询中，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燕晓凤常能遇上这类老人。看似咨询的是如何订立遗嘱，实际诉求是寻找靠谱的监护人。引用《民法典》的概念解释就是“意定监护”。通俗理解，意识清醒的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指定监护人。

今天是第31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主题是“即刻行动：点亮记忆之光”。对于早期轻度患者来说，“意定监护”正是一种即刻行动，趁着个人身体情况尚可，以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式，为余生作主。

放眼全国，上海率先探索设立专门从事此类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探索近4年，切实感受到旺盛需求，也经历着“意定监护”落地的不易。如何让意定监护这项制度尽早惠及更多老人？全市层面，闵行区民政局正率先在试点基础上建章立制。《闵行区关于推进老年人监护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正公开征求意见，重点回应无子女或子女不具备赡养能力的特殊家庭老年人的监护需求，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有质量地度过晚年。

选择监护人并非易事

对于无子女的独居老人来说，选择监护人并非易事。

老人的同事好友大多年龄相仿，往往自顾不暇。求助所在辖区居委会，社区干部精力有限。委托熟悉的小辈看似最优选，可在实操环节，并非人人都愿担起重责。

曾有纪录片跟拍了龚老伯选择监护人的故事。茫茫人海中，他选择了在路上及时对自己展开施救的刘女士。而被龚老伯打动的刘女士，也甘愿承担这份职责。按照程序，龚老伯需要通过公证或司法鉴定证明自身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才能指定监护人。然而，现实中龚老伯被确诊患有早期记忆退化和脑萎缩，这些就成了实操中的门槛，老伯的愿望未能达成。

即便老人选择专业社会组织，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社会组织派出的服务人员是否跟老人投契，机构如何确保服务质量且可持续……诸如此类的问题难有定论。用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费超的话说，“对于老人来说，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是顺位靠后的选择。”成立迄今，尽善监护已接受200多例线下面对面咨询，签约服务35例，服务对象平均年龄约80岁，其中90%是意定监护。

困难阻碍不少，各方仍在努力。不久前，闵行区法院在一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中作出判决，指定“尽善监护”担任一位精神障碍老人的监护人，接受人民法院监督。该“上海首例”落槌意味着：法院指定了无血缘关系的第三方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这是司法体系的重要创新突破，为意定监护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意定监护并非“照护”

作为新生事物，意定监护还面临认知混淆的风险——首先要厘清监护不等同于照护。

燕晓凤曾遇上一位老人来咨询，希望指定自家保姆作为监护人。于老人而言，考虑到经济成本、情感认同，请保姆来当监护人或许适合。但擅长生活照料的保姆未必是合格的专业监护人。比如，老人病重，监护人需要跟医生沟通确定治疗方案。听到这里，保姆也摆手作罢，“责任太大，我担不起”。

费超认为，在特定情况下，监护人、照护人的身份可以重叠，但彼此的角色功能独立存在。比如，监护人的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人身照管、医疗决定、财产管理、权益维护、身后丧葬等。目前，该机构与服务老人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分为代理期、监护期。老人意识清醒时处于“代理期”，由老人自行决策，机构辅助决策或帮助执行。倘若老人突然丧失行为能力或自主意识，机构自动履行监护责任。

即便指定社会组织为监护人，也并非一锤定音。费超例举了一位八旬老人，因与儿子感情不睦便将监护权交托给机构。近3年服务中，在老人突发抢救之际，机构为老伯作了重要医疗决定。不久前，老人儿子幡然醒悟，双方谅解了彼此。机构与老人的协议就此中止，老人依旧享有对生活的自主选择权。

如何判断监护是否尽责

即便万事俱备，但真走到交托余生的这一步，不少人依然踌躇不决。

自己选择的监护人究竟值不值得信赖？在燕晓凤看来，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和社会监护人的培训考核，或许有助于推动普及意定监护制度。除监护人外，对于监督人来说，更现实的考量是——究竟以何种标准判断监护人是否尽责。

日久见人心。意定监护人需长期跟老人打交道，是责任义务，更要体现温度。但究竟如何考校“尽责”，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更现实的度量。

对于监护人的财务监督在现实中成为有效监督的渠道之一。嘉定区法院曾发布“监护指示”“监护台账”和“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情况表”。费超认为，这类台账模板为监护人落实权责提供了较好指引，关键时刻也能保护监护人，避免诉讼风险。闵行区民政局发布的《意见（试行）》中也进一步明确，监护监督人主要职责是监督意定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包括资产保管、资金支付、处理紧急情况等。一旦发现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投诉、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