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近期刊发的“京城养老大调研”，聚焦提防保姆“钻空子”、反诈防骗等内容，引发很多老年人的共鸣。老人在安享晚年之余，还有一些权益保护领域的问题需要安排。不妨趁着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的时候，在脑海中“转一转”，早做规划打算。

将晚年托付给信任的人——

养老未必只靠子女

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生儿育女；有的老人辛苦把孩子养大，子女却因各种原因不能尽心照顾；有的老人膝下多个子女，却是有亲有疏……人老了，最大的担忧，莫过于当自己逐渐失去行为能力后，能够“依靠谁”，谁又能“靠得住”。

这些年，北京市老龄协会的权益保护服务热线010-84439949，接到不少老人在这方面的咨询与求助。市老龄协会组建了专业的律师与社工师团队，积极为陷入困境的老人提供权益保护服务，其中就包括帮助他们寻找“意定监护人”。

所谓意定监护，据《民法典》第33条表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简言之，将晚年“托付”给谁，可由老人自身决定。

作为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服务项目负责人，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越凡介绍，近期项目援助的一位老人，因儿女拒绝赡养，便选择了自己的原同事作为意定监护人。“我们帮老人设计了意定监护方案，每月退休金作为入住养老院的基本费用，由意定监护人担保签字入住养老机构，另将一定额度存款交养老院保管。老人生病住院，养老院可以用这笔钱，支取需意定监护人同意，老人也约定给意定监护人一定报酬。”

提前规划有备无患

赵越凡认为，意定监护的实现，能够充分尊重老年人的个人意愿，有利于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但长期与老人接触过程中，她发现“监护”的相关知晓度很低。“也就停留在‘谁管我’，至于谁能管、怎么管，基本没有概念。缺乏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意识，导致不少老人晚年生活比较被动。”

因此，律维银龄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进入到社区开展普法宣传，讲解老年权益相关知识。让老年人知道，将来可能面临的各种监护问题，法律上有些什么样的规定。“比如老人了解意定监护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晚年生活原来可以提前规划。也许当下没有需求，至少做到心中有数，一旦有需求，知道该怎么做。”

实际操作中，赵越凡也遇到过老人遍寻身边关系，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做自己意定监护人的情况，这在她看来是当下监护领域的难点。“虽说监护人可以是组织机构，我们也做了不少探索，但北京还缺少能提供这类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对没有近亲属做监护人，也没有走意定监护的群体，《民法典》规定由村居委会来做公职监护，社区压力、实施难度确实很大。”

她建议，要有政府部门牵头建立老年人监护登记管理制度，对监护关系进行统一登记管理，培育和发展专业监护服务组织和监护监督服务组织。对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要由民政部门、司法部门、有关组织等提供监护监督，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将财物传承给想给的人——

了却心事避免麻烦

房产、存款、物品……安顿好晚年生活之余，自己的所有物，如何能在身后按照意愿，给到想给的人？遗嘱作为保障心愿实现的有力法律手段之一，正越来越广地为人们所熟悉和接纳。

孙爷爷有一儿一女，儿子鲜少关心父母，老人全靠女儿女婿照顾，也指望女儿为自己养老送终，想把房产留给她，又担心儿子不同意。纠结中，孙爷爷找到中华遗嘱库，得知自己有处理名下财产的权利，不需要得到儿女同意。“这可太好了，了却我一桩大心事！”

即便没有类似矛盾，忽视遗嘱重要性，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赵女士的父母先后过世，留下一套价值不菲的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作为家中独女，赵女士“想当然”以为，房子肯定是自己一个人的。

可当她想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到房管部门办手续时却被告知，还需要叔叔伯伯们签字同意！原来，赵女士的父亲去世时，奶奶仍在世，有权继承父亲部分遗产。数月后，奶奶也去世了，她所继承到的遗产，便由她还在世的另几个孩子继承。父亲有三个兄弟姐妹，意味着房子已经是好几个人的了，想要过户，他们都要放弃继承才行。

面对这一复杂形势，赵女士求助中华遗嘱库，在工作人员协助调解下，她给予其他继承人一部分经济补偿，换得他们放弃继承权。房子过户后，赵女士第一时间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做好财产安排。

不必拖到“最后”考虑

川流不息的北京站附近，静静伫立着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推开磨砂玻璃门，人们将意愿郑重托付，将踏实和安心带回家。

作为中国遗嘱专业服务开创者，十年前，中华遗嘱库从西交民巷的一幢白色小楼起步，掀起遗嘱知识普及与办理的热潮，预约排队一度超过一年半。

为缓解等待时间过长问题，2019年，北京第二登记中心正式启用。截至去年底，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了60余个服务中心，为37.6万多人提供了遗嘱服务，登记保管了25万余份遗嘱。

从陌生避讳到熟悉信任，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感受到了人们对遗嘱态度的转变。“2013年启动时，曾经对民众遗嘱观念进行调查，仅12.4%的受访者认为遗嘱‘一定要有’。2019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上涨至46.87%。”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十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2017年开始，6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逐年上升。不过，60-70岁老年人仍是订立遗嘱的“主力军”，比例为46.88%，其次是 71-80 岁年龄段，比例为 35.62%。

大部分人群订立遗嘱，是避免家庭纠纷和简化继承人继承财产手续，约各占三分之一。“很多老人家庭和睦，不存在‘抢财产’的问题，立遗嘱是为了帮助子女顺利继承房产，免得折腾，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份操心。”另外，隔离子女婚姻风险的比例依然不低，达 14.72%；将财产留给非法定继承人（多为孙辈）比例达 11.18%。

陈凯提醒，遗嘱可以修改，作用是防备万一，不必将立遗嘱与人生终点划等号，非要拖到“最后”才考虑。影视剧里，躺在床上留下遗嘱的情节，很可能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不能保证那个时候的精神认知状态。

点评——

权益保护提倡未雨绸缪

步入老年，权益保护的“弦”要始终放在心上。北京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尹政伟强调，“幸福的晚年生活，要以生命财产安全为基础，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生活常识和技能，保证自己不被欺，不被骗，防范意识高，防御能力强。”

例如反诈知识学习，为帮助老年人应对层出不穷的骗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持续开展各种普法宣传，还录制“老友帮”系列短视频，用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反诈。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改变，老年人会逐渐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直到法律意义上的失去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需要监护，需要有其他人或组织为其权益提供监督和保护。因此，老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应提前做好养老规划，为晚年生活预置一些保护措施。尹政伟透露，北京市老龄协会正在制作意定监护指引，计划于近期发布。这是一本细致的普法手册，可以给公众非常“接地气”的指导。

在她看来，权益保护，重在未雨绸缪。“我们一直倡导积极老龄观，对自身的生活照料、健康管理、财产安全保护、婚姻与继承关系等等，都可以在自己行为能力良好时通过提前规划与安排，预防和减少未来的风险。遇到难事儿也可以向我们权益保护服务专业团队咨询，听听别人的经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