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当“银发浪潮”迎面而来，如何安放这些老年人的夕阳人生，让他们都能享有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式养老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老有所养”问题上面，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2005年起，连续17年上调基本养老金，企业职工月人均养老金几近翻倍，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4万亿元。我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

在分析“中国式养老”之前，我们先要认清，“中国式养老”面临的独特现状。

首先，在我国，养老单纯依靠老人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持续的。

数据显示，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2~16%之间，即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该比重也仍在20%以下，相比较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而养老金等都与工资相挂钩，拥有较低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面临老龄化问题时，很难有较强的个人养老能力。而且，当前我国处于结构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老一辈劳动者会面临较为严峻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部分人的养老方面的收入也比较低，相应的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些因素造成我国的养老压力不应仅仅由老人个人承担。

其次，老人的分布和劳动力的流动分布趋势是相反的。

前面说到，养老压力不因仅仅由老人自身承担，那么由其子女负担可以吗？答案是同样很难。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化布局让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发挥比较优势，降低劳动力流动门槛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差异化竞争水平的关键，由此必然会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而随着居住成本的上升以及老年人的身体、心理等多重因素影响，老年人很难或者说不愿意跟随自己的子女迁移，比如，数据显示，城镇化的过程让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占比远高于城市。

正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我们才需要实行依托现状，多方融合的“中国式养老”。

其一，是养老主体的多方融合。既然前文已经证明，养老不应仅仅靠老人个人和子女，那么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就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民政部“十三五”期间实施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经提升了近390万老人的供养水平。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的确应当在养老方面给老人和子女更多地帮助。

其二，是养老资金力量的多方融合。当然，仅仅依靠公共财政来解决养老问题也是不现实的，我国养老体系的代际差异使得我们存在着一定的缺口，那么此时就应当在做好风险控制的条件下，根据风险控制要求合理引入社会资本的力量，促进养老领域的市场化，用差异化竞争和多样化服务来满足养老需求。

其三，是模式上多元素的融合。老年人的起居生活和医疗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医养结合的模式就非常适合。比如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田庄上养老中心，它既是养老院又内设了一级综合医院，将日常照护和医疗保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老年人处在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养老环境里。

其四，是多种技术与现实的融合。调查现实，我国目前绝大多数老人还是更倾向于居家养老，此时就给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应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比如浙江西湖区就为空巢老人的家中安装了智慧化的养老产品，包括可以监测生命体征的智能床垫，监测用水情况的智能水表等等。借助多种科技与居家场景相结合，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有益尝试。

综上，要想解决当前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养老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推行这种融合的中国式养老，在主体上政企结合、人社结合，在资金上公私结合，在养老模式上多业态融合，在操作上与多种技术相融合，聚集社会的广泛资源来共同应对养老问题。（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