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照料”

　　在跨入中国法定的老年人起点年龄——60岁的那一年，陆晓娅离开了她亲手创建的公益组织。因为83岁的母亲进入了阿尔兹海默症中期，她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弟弟妹妹一同承担起照护的责任。

　　彼时，她的先生也在照顾92岁的公公，两位老人退休后为了照顾各自的父母，不得不经常分居。

　　对高龄父母而言，60多岁的老人也是孩子，尽管他们的衰老已经由内而外显现。在照护妈妈的5年时间里，陆晓娅自己也动了2次手术。

　　后来母亲入住养老院，顶着一头银灰色白发的陆晓娅前来探望，新来的保安问她“是哪个房间的”，以为她是住院老人偷偷“飞越养老院”。

　　养老院二楼住着一位百岁奶奶，女儿已经70多岁，直到自己心脏病加重才不得以把母亲送进来。夕阳下，陆晓娅曾看到“小老人”跪着给“老老人”喂饭。

　　得益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疾病防治的种种突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在持续提高。199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8岁，2020年，提高到了77.3岁，到2050年，这个数据将超过85岁。

　　说起来，很多人的终极愿望，其中之一可能是长寿，但当人类发现，离“活得久”这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病痛、失能、失智等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他人的帮助。

　　陆晓娅和她的同龄人正在经历“老老照料”的困境。

　　现年70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玲，在《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一文中记录了这种脆弱性：

　　在照护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几年中，朱玲妹妹因神经紧张，诊断为双侧半规管轻瘫，无奈提前“下岗”， 弟弟筋疲力尽，不得不抽空住院清理肠息肉，顺便休息几天。不过好在妹妹“退赛”后，还有朱玲和弟弟两位“球员”撑起局面。

　　处于夹层的“50后”“60后”们，在照顾高龄老人时，尚有兄弟姐妹分担照顾责任。

　　而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果将来不幸也失能失智了，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60岁老人面对两位80岁老人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再也不想继续了”

　　陆晓娅将母亲的疾病历程描绘成一条似乎是缓慢下滑的实线。最初，实线的线段长，线段之间的空白小，那空白就是妈妈忘了钱包放哪儿、忘了锁门的时刻；慢慢地，实线的线段越来越短，空白越来越大，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条虚线向下滑落。在那些空白中，有住了50年却不再认识的大院，有自己生下却不再认识的子女……

　　后来，实线线段变成了一个个小点儿，是她偶尔与人间交汇的时刻，比如突然露出的一个笑容，突然说出的一个词。

　　直到2016年春节前后，这条越来越虚的下坡路又下了一个陡坡——似乎一夜之间，她的头就抬不起来了，大脑的定向功能也失去了，觉睡不好，腿也明显地失去力量。

　　照顾母亲的保姆请假回家——她80岁的母亲得了癌症也需要人照护，于是轮到陆晓娅搬过去全天候照顾母亲。

　　当子女进入到父母家庭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住进去，帮忙做饭、洗澡，陪老人去医院，而是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调整改变。

　　在创立公益组织以前，陆晓娅是知名媒体的高级编辑。尽管步入低龄老人行列，她的求知欲和学习力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骤然萎缩，反而更加旺盛，依然热衷于阅读、写作、开课、学英语，期待自己的老年人生继续绽放光彩。

　　但她只能日复一日试着和母亲聊天：

　　“巴黎你最喜欢什么地方啊？”“睡觉。”

　　“你喜欢日内瓦还是巴黎？”“第一次嘛，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觉得云南怎么样？”“里面有很多材料，学生。”

　　这时的母亲几乎完全丧失了表达能力，尽管她曾是新华社驻巴黎分社记者，半辈子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母亲的病情在一天天发展着。公园里，与陆晓娅年纪相仿的低龄老人们，扎堆唱歌、跳舞、踢毽、打球，一派生机。她回头看看身边的妈妈，欢乐的人群近在咫尺，母亲却仿佛只是看客，那双正在枯萎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神采。

　　当体面的知识分子突然开口说出粗话，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发脾气，往往让悉心照护她的家人很受打击。虽然陆晓娅知道这是母亲生病的表现，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情绪低落，“再也不想继续了”。

　　她心里有声音在说：“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陪你，你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

　　外人看到的，是孝顺的女儿，留给自己的，是被放弃和牺牲的全部自我。

　　一次次努力付之东流，照护者也因此精疲力尽。陆晓娅怕的不是陪母亲，而是被“耗着”。如果是和母亲面对面坐着聊天，一起看电影，或是欣喜于一朵花开按下快门拍照，都会让陪伴和照护变得有意义。现实是这些都做不了，她只能陪母亲坐在那儿“胡说八道”或是站起转圈，这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流逝——一分一秒，她的生命也变成空白，无法保持精神上的活跃，这是让她特别恐惧的。

　　养老院困局

　　做出送母亲去养老院的决定，陆晓娅用了三年时间。

　　状态尚可时，母亲不愿承认自己健忘、老去、需要人照顾的事实，直到她已经基本不认识人了，对环境也不那么敏感了。

　　这家养老院就开在妹妹家马路对面，探视很方便。将母亲送到这里后，陆晓娅姐弟仨压力减轻了，反而更有能量去陪伴。

　　陆晓娅和妹妹会专挑饭点来，一来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二来喂饭时能跟母亲更亲密地相处。虽然陪护时间少了，但陪护价值变高了。

　　但是对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养老是首选。

　　当朱玲第一次向患有腿疾的父亲和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提起关于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时，父亲要么不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将“先治腿”作为挡箭牌；而母亲每次一听到养老院的建议就大哭。

　　多数高龄老人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活到如此岁数，更别说提前计划过老年生活应该做哪些准备，他们也没有照顾自己高龄父母的经验——那时候人们往往活不到高龄。

　　除了需要突破观念差距，更重要的是费用和可及性。

　　朱玲为父母精心挑选了位于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


　　她在《转向社区养老》一文中算了一笔账，仅两年间，照护费用翻了近2.5倍，从2016年的每人每月开支6330元，涨到了2018年3月平均每人每月15110元。费用猛增的关键，在于父母失能状况的加剧及相应照护等级的提高。

　　母亲在陆晓娅66岁那年过世后，陆晓娅和老伴提议抽空去看老年公寓，了解不同的养老模式为将来做规划——她不想让唯一的女儿背负照护压力。

　　但是，和学区房一样，养老院也成了稀缺资源——民政部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

　　医学人类学的鼻祖凯博文说，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