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传统以家庭养老为支撑的“孝养一体”开始出现分离，“孝而难养”日益普遍，如何满足“养”之需求成为现实议题。

2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显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围绕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提出众多代表议案，且经研究确定“加强高素质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一项重点督办建议。

2月22日，民政部发布《一项重点督办建议助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截图）

上述提案背后指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高素质”养老护理员“供不应求”。事实上，这一提案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反映出我国当前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的基本导向。在相关政策文件中，“高素质”护理员往往等同于专业化、年轻化、高学历。对此，近年来我国养老护理教育大力发展，特定发达地区更是以薪酬激励、职称评定等措施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例如，从2021年起，北京市养老服务行业首次将岗位津贴与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挂钩，专职从事养老护理服务且取得相关资质的养老护理员，将享受每人每月500元至1500元的岗位奖励津贴。某90后养老机构护理员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加岗位津贴差不多有8000多元。

2023年9月15日，江苏省民政厅、省人社厅联合发布全国首个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体系，符合条件的养老护理人员可申请评定初、中、高级职称。以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为例，在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一年后即可初定为初级职称，如果一直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最快10年，就可以申报评审副主任养老护理师，也就是副高职称。此外，养老护理员还可以享受岗位补贴、入职奖励、特殊岗位津贴等政策。

但中国养老市场分化严重，且下沉市场空白更大。根据统计，全国老龄人口的总数为2.64亿，其中乡村有1.21亿。2020年，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但很明显，基层养老的市场供给和服务质量，远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以“高素质人才”为代表的供给，到底是为了“谁的需求”？

职业教育方面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全国开设护理专业的高等职业院校为506所，按照平均每所院校每年招生100人估算，每年培养5万名左右的专业护理人才。然而，除去“转行”的学生外，养老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行业的群体中，近90%流向一、二线城市，且主要从事管理而非服务。

事实证明，当前已经培养出的高素质护理员，基本均流向发达地区和高端养老机构，其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中上阶层乃至精英阶层，而在被视为养老重难点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家庭支付能力有限和地方财政资源紧缺，其显然难以负担高素质护理员所必要的高成本投入。归根到底，高素质人才的供给主要面向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需求。

除此之外，还值得进一步追问的一个问题是，“高素质人才”必然能够实现“高质量服务”吗？或者说，“高质量服务”一定需要“高素质人才”吗？

笔者今年在某中部欠发达地区S县调研时发现，当地10多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员队伍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绝大多数护理员的年龄在50岁以上，男性基本均在60岁以上；学历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大多持初级护理证。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并不符合“高素质人才”定义甚至可以说是“低素质”的护理员队伍，却提供了相对有效的供给。一方面，作为供给方的护理员群体较为稳定——经过前期培养和考察之后，除了家庭和身体等原因退出的，其从业时间大多在5年以上，最长达到10年。另一方面，作为需求方的老人及其家属的反馈也比较好，每年都有护理员收到老人及其家属送来的锦旗。

S县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所谓“低素质”的护理员之所以能够实现有效供给的原因，在于其有进入护理行业的主观动力，同时也具备提供客观能力。

一方面，县域富余劳动力群体具有较强的动力进入护理员行业。当地护理员平均年龄为55岁，男性则普遍在60岁左右，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群体是被排斥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一群体的一些人依然年富力强，而且家庭负担也不重。同时，他们都有着积极的挣钱动力，要么是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要么是为自己攒养老钱。不过，如同许多中西部县城一样，S县的本地就业机会并不多，即便如餐馆洗盘子和超市服务员的工作，也更愿意要年轻一些的，这一现实造就了上述群体的被动失业处境。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养老护理员这一新兴职业。总体来看，S县养老护理员工资平均在3000元以上，工作时间基本上是“早起且晚上需要帮助老人起夜，没有固定休息日”。这在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青壮年劳动力看来，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工资低且磨人”；但对在正规劳动力体系中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却是一份“工资不低、较为稳定且不怎么累人的活”。

另一方面，在实际护理工作中，“低素质”但是拥有更丰富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护理员，能够更加胜任照料工作。几乎每一个访谈到的养老院长都提到，相比于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用“心”的态度是首要的也是决定性的。这里的“心”主要是指“耐心、爱心、细心、责任心”，这些都是护理老人这一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因此，几乎所有养老院长在筛选护理员时都会考察其是否有“心”。在试用期，尤其要看在面对“最坏的情况”时，护理员对老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最直接的标准是“嫌不嫌弃老人”，比如老人大小便失禁时是否会对老人发脾气、能不能耐心处理各种意外突发情况。

青岛西海岸新区社会福利中心护理组长冯丽（右二）收到锦旗（图片来源：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

在保证有“心”的前提下，护理技能的学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绝大多数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来说，护理主要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日常护理技巧，比如怎样给老人穿脱衣服、怎样给老人翻身擦洗、怎样安全推轮椅，等等。对于完全没有护理经验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些技巧的学习基本上经过一周左右的培训就能够学会；如果是有过照顾自家老人经验的，则更加容易“上手”。

并且，相较于年轻人，中老年群体有着“天然”的情感关怀优势。一位养老院长生动地描述，“年轻人对老人可能只是抱着一种片面的同情，但是有过家庭生活经验的中老年妇女，其实更能理解老人的心理，能找到更多共同话题，知道怎么让他们开心”。

基于笔者调研来看，特别是对于当前的这一批农村高龄老年人来说，养老服务的需求满足并不仅仅或者不主要在于专业技能，而是更依赖于服务本身的关系性质。换言之，情感和信任比技能更为重要，其构成了服务的必要前提。

而这种情感和信任往往来自于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文化习俗，都是让老人能够更加尊严和体面老去的基础。当服务关系本身嵌入更广阔的地方社会关系结构时，养老服务过程中的风险和监督困境能够得到化解，成为服务的润滑剂。

基于S县的调研可以发现，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地区而言，“供不应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相反，欠发达地区相对稀缺的经济机会与具有积累动力和照料能力的中老年人相契合，恰恰构成了相对低成本而有效的供给来源。

但是，在当前的政策导向中，这些现实中存在的以“低素质”护理员为代表的有效供给形态往往被等同于“低质量服务”，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承认。例如，在养老护理员培训中，具有护理意愿和经验的老年人却被排斥在外，更多的资源投入于如何去吸引所谓的“高素质人才”。

在更抽象的层面上，目前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代表的养老护理员培养导向，反映出两点值得警惕的倾向。其一是亲资本和亲精英，大量的资源建设和硬件建设最终吸引的是逐利资本，满足的是精英群体的需要。其二是技术至上，将服务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极端形式是关于发展“养老护理机器人”的讨论，没有看到养老服务的人性化和情感性特点，如何尊严和体面地老去和告别，显然不是冰冷的技术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是排斥养老人才队伍的升级。诚如笔者所言，中国养老市场足够大，也足够分化，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细化市场、分级管理，满足不同层级的养老需求。总而言之，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首先需要认识客观的社会基础、尊重客观的现实需求，基于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来提供低成本、人性化的供给，而不能让高成本、标准化的所谓“高素质人才”服务要求消灭了有效供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