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养老院的认知都是比较消极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新闻报道出来的以及影视作品拍摄的，甚至一些学术研究反映的，也以负面案例居多。

因此，即便老年人到了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需要照料同时家庭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老年人自己包括其家人也都不愿意住进养老院。这使得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的老年人在面临照料需求时也无可选择，而对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较差的普通家庭老年人来说，观念上的阻碍和经济上的困难就更为突出。

在此背景下，虽然我国目前大力推动养老机构发展，但是实践中却举步维艰。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21年在中部三省九县调研时所看到的，各县投入成百上千万资金建设大规模、高标准的养老机构，但平均闲置率超过50%，甚至陷入“烂尾”处境。

与政府大力推动的养老机构普遍闲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多个欠发达地区农村调研时发现，民间社会在不同程度上自发兴起的一种特殊的养老机构类型正蓬勃发展，入住率增长很快——也就是“作坊式养老院”。用更加学术的语言来说，笔者将之称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经过进一步调研发现，这种类型的养老机构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和运作机制。

从基本特征上看，其经营主体是因为身体、家庭等原因而无法外出的农民或者在外务工、做生意到一定年龄后返乡的农民工，此外在需要时会雇佣本地留守妇女或者低龄老人；

经营场所往往是自家的农房或者村庄中闲置的村小、村部或其他公共场所，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装修改造；服务对象是本村或者周边村的老年人，规模不大，一般在50人以内，最多也不超过80人；

管理模式是半开放、较为灵活，养老院和其所在的乡村空间是打通的，自理老年人可以外出或者回家，家属、周边村民也可以到养老院来探望；

服务方式是家庭式、互助性的，院内不是单纯的市场服务关系，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老年人不是单纯的被服务对象，也会参与摘菜等力所能及的活动，身体较好的老年人会帮助身体较差的。

基于上述特征，笔者发现这种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之所以能够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空间嵌入，嵌入乡村空间的养老院和类家庭环境的居住空间使得老年人能够实现不离乡的愿望，缓解了老年人心理可能产生的不适应；

其二是经济嵌入，通过激活乡村的闲置房屋、无法外出的劳动力等资源，能够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从而制定适应普通农民家庭支付能力的收费，根据自理程度不同，收费基本在1000-3000元之间；

其三是社会嵌入，因为经营者、工作人员和院民基本都是同村人，因此有着独特的信任优势，而信任在服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润滑作用，有效降低了可能产生的矛盾摩擦及意外纠纷；

其三是文化嵌入，身处村庄之中的养老服务会受到无形而广泛的社会监督，服务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对服务者的道德评价，关乎其在村庄中的面子和荣誉，这从“约束”和“激励”两个方面作用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对老人不好不仅“经济破产”而且“荣誉破产”，而老人照顾得好则会“受到大家的赞扬和认可，特别有成就感”。

总而言之，这种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之所以兴盛的根本即在于“低成本”和“高质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导向更加青睐大规模、高标准的养老机构，甚至将这些广受农民家庭欢迎的社区嵌入型养老机构等同于“落后”和“低端”——尤其反映在养老机构星级评定标准中。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对于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要求不断提高，在消防改造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一些资金不充裕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不得不关停。

对此，需要正视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客观需求及其积极意义，对养老机构的管理要有基本的分类思维，不能简单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标准来评价欠发达地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