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上升。

7月底，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徐志军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表示，北京人口老龄化呈加速的趋势。2021年之前，每年北京新增60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8万人，折合每天新增500人。但是2022年比2021年，60岁以上常住人口增加了23.5万人，折合每天新增老年人口超过600人。按照这个速度，再有10年，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将会达到700万。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2475.89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老年人口已达550万人，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部分社区，比如共和新路街道社区60岁以上人口占街道总人口的40%以上。

大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不仅仅与出生率下降、人口流动相对放缓有关，也与一个群体的流入有关——老年流动人口。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卫健委）发布的调查，老年流动人口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照料晚辈、养老和务工经商。

其中，因帮儿女带娃而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老人，是老年流动人口中最为常见的群体。2020年，儿媳还在怀孕期间，刘阿姨就从老家去合肥，计划帮助儿子儿媳带孩子。“他们在合肥上班，没人带孩子，请保姆也不放心，只能自己去带了。”

刘阿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她所在的小区有很多和她一样的老人，都是为了带孩子而来的。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唯一的接触只有带孩子玩耍时的短暂片刻。

有学者指出，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育儿方式的日益精细化、养育成本的日益升高，将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投身到照顾孙辈的工作中，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增长或成趋势。

老龄化加深下的老年流动人口

2022年，很多大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北京市老龄办、市老龄协会发布的《2022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显示，从常住人口看，60岁及以上人口465.1万人，占总人口的21.3%；比2021年增加23.5万人，增幅5.3%，是近五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幅。65岁及以上人口330.1万人，占总人口的15.1%；比2021年增加18.5万人，增幅5.9%。

老龄化程度比北京更严重的是上海。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25%；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53.66万人，占总人口的36.8%，部分社区甚至超过40%。

从数据来看，一般大城市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会低于户籍人口，因为外地人口流入大城市，主要是工作年龄的年轻人。但在外地流入的人口中，有一个群体跟随自己年轻的孩子流入大城市，这就是老年流动人口。

由于我国经历了数十年人口大流动，年轻人离开家乡去求求学、就业并不罕见，这造成了一大批空巢老人。

2022年10月，民政部举行第四季度例行发布会，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据调查，我国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是安全风险隐患。

因此，为了养老，有不少老年人会选择与外地的儿女共同生活，这是老年流动人口的重要群体之一。此外，帮儿女带娃而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老人则更多一些，这群人经常被称为“老漂族”。

目前，刘阿姨已经当了三年的全职奶奶，因为带孩子刘阿姨放弃了高薪工作，和丈夫分隔两地，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

“现在围着孙子转，几乎没有自主活动的时间。每天的生活很枯燥，买菜、烧饭和带孩子。”刘阿姨说。

刘阿姨表示，老漂族是都市快节奏生活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因为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父母想要尽全力帮扶子女。“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很苦，出资、出力，特别是另一半还在职的家庭，要过不知多少年的分居生活。”

从家乡到杭州的何阿姨，儿子儿媳在杭州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请保姆花费比较高，于是就要何阿姨来杭州给带孩子。

“刚开始来杭州各种不适应，吃饭吃不下，别人说话也听不懂，只能在楼下干巴巴的坐着。除此之外，我们老一辈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免不了有摩擦。我们节俭习惯了，有时候看儿子儿媳清理东西，把很多过期的食品清理掉会心疼。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摩擦，现在年轻人比较细致，不能让孩子在地上爬，各种物品得消毒等。”何阿姨说。

除了随迁老人，老年流动人口中部分人仍处于“老而不休”的状态，他们在外地参加工作获取经济来源。

“我们家一共有6亩地，一年下来1万多元的收入，这些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所以我和妻子在外打工。通过打工给两个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趁着现在还有力气，还想帮孩子还房贷。”李刚（化名）表示。

李刚已近60岁，仍然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他，也面临着可能很快无工可干的问题。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包括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广肃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之前对于农民工就业的年龄是没有实际上的限制的，但是鉴于出现多次高龄用工风险事件，去年很多地方几乎都出台了“一刀切”政策，60岁以上农民工几乎所有行业都不录用，造成了这部分人员就业困难。随后，国务院也出台了纠偏政策，不允许以年龄为由进行“一刀切”，但各地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几乎还是这样。

周广肃指出，这其实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建筑业的群体，本身就以50、60岁农民工为主，所以现在是规定和实际操作两条线。

“我认为，应该对这个情况加以考量和改变，因为过去对于退休的限制，是基于普通人身体状况。但一方面目前我国预期寿命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在农村，很多70岁以上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以对此规定应该更为灵活，以农民工实际的健康状况作为用工的前提，而不是以硬性年龄作为一个限制。”周广肃说。

如何“安放”老年流动人口？

“在外上班很辛苦，要干10小时，尤其是现在高温天气，稍不留神就会中暑。”李刚说。

身体上的劳累辛苦，或许还不是老年流动人口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城乡差异、社会交往、代际冲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都是老年流动人口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2021年重阳节，大润发公布的《“老漂族”逛超市报告》显示，结合了在上海门店发放的2300份匿名问卷，和全国近500家门店的消费大数据发现，一线城市10点前去逛超市的老年顾客比全国高出15个百分点，近7成表示会和相熟的店员唠家常。在其随机匿名调查的2300名老年顾客中，随迁老人占了33%。

超市成为不少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交场所，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外面打工生活环境不好，并且工地所在的位置也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没活的时候就在宿舍刷抖音，或者和家人打视频，基本上不出工地。”李刚表示。

刘阿姨表示，离开安逸闲适的老家，跑到大城市里来带娃已经十分辛苦。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有心理上的。平时很少和儿子儿媳沟通，对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多过问和干涉，身边也没有朋友，会感觉很孤单。

近年来，随着老年流动人口群体数量不断增长，相关研究不断增加，涉及济南、杭州、广州、北京等多“老漂族”的论文也不断发出。

比如，2019年，徐载娟等在《商业经济》上发布的《广州市“老漂族”城市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指出，“老漂族”存在着社会交际、家庭关系、心理健康、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以社会交际问题来看，调研显示有92%的老漂族刚到广州时不会说普通话和粤语，导致无法跟社区的人正常交流。近七成的广州市“老漂族”和本地人存在一定的社交隔阂，他们表示来广州后没有交到新朋友。可见“老漂族”面临着语言障碍、社会圈狭小、朋友缺乏、内心孤独等社交问题。

“大城市面向我们外地老人的文化活动和服务还是太少了，没有朋友，没有娱乐活动。年前身体不舒服，孩子带我去医院光检查就花了好几千，异地医保报销也困难。因为农村合作医疗的投保地在老家，在这看病吃药都需要自费。有机会回老家，就会拿着医保卡去开药，一个行李箱一半的空间都用来放药。”何阿姨说。

相比医疗，对老年流动人口在城市打工的人群来说，养老问题或许更值得关注。

周广肃指出，老龄农民工的医疗问题还好一些，医保在我国相当于是全覆盖的，尽管报销手续麻烦，但还是可以报一部分。养老则更为麻烦，因为农村居民基本都是新农保，保障水平偏低，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很少签署正规的劳动合同并缴纳五险一金，所以这个群体的养老保险是相对缺失的。如果再强制这部分人群到60岁就需要退休，那么这个群体的收入到某个阶段就会迅速下跌。

“现在也出现很多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因此原来的规定已经显得不是特别适用了。我建议更为灵活地处理，根据用工的形式，在缴纳五险一金上进行灵活的调整。”周广肃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注意到，目前从国家、省份和城市层面，多项政策开始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

6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医保服务十六项便民措施的通知》，提出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也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