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纪大了，不好做主了。”

近日，由SMG纪录片中心推出的《前浪》颇受好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上海的老年人，用独立的七个故事展现了真实的老年生活图景。沈奶奶是第二集《爱人》的主角，她的丈夫陈爷爷身患阿兹海默症，认知能力下降，时常出走，家人因为无休止的照护重负而濒临崩溃。在巨大压力之下，沈奶奶的女儿决定遵从医生的建议，将父亲送至专业照护中心，以缓解母亲的重负。然而这一决定却引发了母女间持续的争论：沈奶奶希望继续居家照顾老伴，认为如果送去照护中心就是与老伴“生离”；而女儿则认为母亲没有照护爸爸的能力，如果接他回来那就是“地狱般的生活”。

《前浪》剧照

沈奶奶当然也有挣扎：她会看着老伴在护理院跳舞的视频跟导演确认“是不是蛮好的？”但立刻又会想到： “不能跟他一起生活，这不是‘生离’了吗？”在一次探望时，陈爷爷一再表示要回家住，于是母女间的争论又起，最后以陈爷爷继续住在照护中心而结束，沈奶奶也只好甩开老伴挽留的手，不回头地走开。她感慨：“我们年纪大了，不好做主了。”

这是令人五味杂陈的一集：家庭照护阿兹海默症病人的难度与压力显而易见，老人想要陪伴在老伴身边亲自照顾的愿望也殷切而真实，仿佛怎样选择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是有亏欠的。诚然，认知症病人的照护是老龄化社会中非常突出的矛盾之一，但本文所想讨论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所应当地帮助老年人做决定呢？

积极老年歧视：被忽略的隐性歧视

自主是成年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独立地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并为之负责。然而，老年人的自主权常常被他人以关心或照顾之名削弱，这是积极老年歧视的一种典型表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年龄歧视（Ageism）是根据年龄对他人或自己产生的认知上的成见、感受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歧视。虽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年龄而受到歧视，但老年人所遭受的歧视更为明显，因此，年龄歧视的最通常表现即为老年歧视。典型的老年歧视包括：对老年人能力的质疑，在职场和社会中的排斥，以年龄为由的恶劣待遇，以及对老年人需求和意见的忽视等。

近年来，关于老年歧视的研究焦点从消极歧视扩展到了积极歧视。研究者们发现，在传统的、明显的老年歧视之外，有一种歧视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它以“有利于”老年人的面目出现，认为老年人不再是独立而自主的成人，弱势的他们理应受到保护，从而温情脉脉地掩盖了年龄歧视的本质。因此，积极老年歧视又被称为“同情年龄歧视（Compassionate Ageism）”或“善意年龄歧视（Benevolent Ageism）”（Binstock, 2010；Cary等，2017）。具体而言，积极老年歧视包含：积极刻板印象（如认为老年人都应仁慈和智慧）、积极态度（如认为退休后才是“黄金时代”）和积极区别对待（如因为“弱势”或“贫穷”等刻板印象而在各类政策上向老年人倾斜）（Palmore, 1999）。这种积极歧视是对异质性老年群体的扁平化与单一化，以及对老年人能力和人格的俯视，而这恰恰源于一种不愿意正视衰老的“他者化”心态：正如波伏瓦在《论老年》中所指出的那样，老年人被认为是亚人类或非人类，因为那些壮年时期的成年人通过这种物化来区隔自身与老人，逃离自己内心的他者（other within us），从而否认自己即将到来的衰老。简言之，“我跟老年人不一样。”

正如家长说着“为了你好”而代替子女做决定是剥夺了子女的自由选择权，当我们以关爱为理由，理所应当地替老年人做决定时，积极老年歧视就有可能发生——因为此时我们可能忽略了老年人的自主性与个人意愿。

关爱老年人，难道不好吗？

尽管客观上对老年人的政策性倾斜或人际间的帮助对老年人有正向影响，但过度保护和关爱可能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和需求，从而限制了老年人的自主权和机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还可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前浪》剧照

积极老年歧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能限制老年人的机会与权利，比如《前浪》第一集《不老爱神》中，老张与申奶奶已经住在一起九年了，但申奶奶的侄子因为“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了，要请保姆了”为由不让两人继续“谈朋友”，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被置于一边；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心越在养老院的田野观察中也发现：养老院的照顾是一种看管加保护的模式，为了老人的身体安全而尽量限制老人的活动范围，锻炼、清扫等日常活动也不被鼓励。老年人需要做的是“听话”，被动地接受照顾，不要展现自己的主动性。

这样的限制当然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吴心越发现老人们形容在养老院的生活是“度死日”，因为过多的规定和限制使生活变得枯燥乏味，也加剧了老年人的自我贬低和自尊受损，他们容易觉得自己已经老去，无法为他人提供帮助，甚至认为自己成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久而久之，他们不敢也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从而加剧了上述恶性循环。过往研究也佐证了上述观点：过度照顾或迁就会使得老年人丧失自尊、动力、信心和控制感（如Baltes & Wahl, 1996；Hehman & Bugental, 2015；Meisner, 2012）。哪怕看上去非常正面的行为也可能对老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人们尊重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常常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建议和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老年人并不总是享受这种“意外的尊重”，因为当他们无法达到年轻人的期望时，他们就会产生压力（Minichiello等，2000）。

宏观来看，积极老年歧视可能也会对社会有负面影响：比如，在公共健康危机中，过分强调老年人需要帮助的报道可能会矮化老年人的形象，边缘化老年人的声音，偏移老年人的真正需求，造成对老年群体的社会排斥等（Døssing & Crăciun, 2022；Wong等，2023）；对老年人的税收、医疗等政策的倾斜也可能加剧年轻人的财务压力和机会削减，从而导致年轻人的不满与群体间的对立（Bratt等，2020；Palmore, 1999）；中青年群体也可能因为老年歧视而产生更多的负面行为以证明自己“并不老”（Popham等，2011）。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占比逐渐增加，如果不能平等、尊重地对待老年群体，限制他们发挥能动性的空间，那么整个社会的潜力也将被削弱。

关照与歧视的边界：尊重、聆听、消除偏见

行文至此，最难的问题浮现出来：我们应该如何关照老年人呢？关照与歧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联合国对此的答案是：关键是对老年人的关照态度与行为是否基于有关年龄的刻板印象，识别和消除这些刻板印象是改善老年歧视的核心。在政策制定与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意愿，而不是理所应当地将他们置于“被照顾”的位置。具体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检视自己或身边是否存在下列积极歧视的观点和行为（Cary等，2017）：

1. 在做事时提醒老年人注意自身的年龄限制是好的，以免他们在失败时心情受挫。

2. 考虑到老年人已为社会做出贡献，就算他们想要，也不必继续工作了。

3. 老年人身体虚弱容易生病，他们不应该再工作了。

4. 跟老年人说话要慢，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

5. 因为老年人容易伤感，应避免让他们接触伤心的消息。

6. 老年人需要关爱与保护，让他们远离社会的严酷现实。

7. 对老年人反复讲解有助于他们理解，因为他们很难第一次就明白。

8. 即使他们没有寻求帮助，也应该主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

9. 即使他们没有寻求帮助，也应该帮助老年人提购物袋。

当然，积极老年歧视的表现林林总总，因应文化的差异也会有所不同，以上量表仅仅是提供一个微小的切入口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罢了。

小学时候，有一次我正打算过红绿灯，发现身旁站着一位老奶奶，于是当绿灯亮起，我二话不说上前搀扶着她走过路口。老奶奶很温和地跟我说谢谢，我嘴上说着“不用客气”，但在心里得意地表扬自己：“你可真是个助人为乐的好少年！” 如果故事终结在这里，那该是多好的一段作文素材。然而，当我走开了一阵，回头望去，却发现老奶奶又慢慢穿过马路，走回去了。那一刻我惊讶、失落、无地自容，但如今却无比感激，是她的宽容与智慧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尊重是最重要的人际交往准则。正如《前浪》第三集中的徐爷爷在95岁高龄仍想考驾照，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物理治疗的医生时，他们的对话：

“我在考汽车驾照。”

“你现在吗？”

“百分之九十考好了。”

“可以的，加油啊。”

参考文献：

吴心越.（2020）.只能用“度死日”来形容养老院里的生活吗？澎湃.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32461.

Baltes, M. M., & Wahl, H. W. (1996).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old age: The dependence-support and independence-ignore script. Health Communication, 8(3), 217-231.

Binstock, R. H. (2010). From compassionate ageism to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Gerontologist, 50(5), 574-585.

Bratt, C., Abrams, D., & Swift, H. J. (2020). Supporting the old but neglecting the young? The two faces of ageis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6(5), 1029–1039.

Cary, L. A., Chasteen, A. L., & Remedios, J. (2017). The ambivalent ageism scale: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scale to measure benevolent and hostile ageism. The Gerontologist, 57(2), e27-e36.

De Beauvoir, S. (1996). The coming of age. WW Norton & Company.

Døssing, M. V., & Crăciun, I. C. (2022). From hostile to benevolent ageism: Polarizing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in German COVID-19-related tweets. The Gerontologist, 62(8), 1185-1195.

Hehman, J. A., & Bugental, D. B. (2015). Responses to patronizing communication and factors that attenuate those responses. Psychology and Aging, 30(3), 552-560.

Meisner, B. A. (2012). A meta-analysi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ge stereotype priming effects on behavior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1), 13-17.

Minichiello, V., Browne, J., & Kendig, H. (2000). Percep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ageism: Views of older people. Ageing and Society, 20(03), 253-278.

Palmore, E. (1999). Ageism: Negative and positive. Springer.

Popham, L. E., Kennison, S. M., & Bradley, K. I. (2011). Ageism and risk-taking in young adults: Evidence for a link between death anxiety and ageism. Death Studies, 35(8), 751–76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Global report on ageism. Retrieved from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40208/9789240016866-eng.pdf?sequence=1

Wong, F. H. C., Leung, D. K. Y., Wong, E. L. Y., Liu, T., Wong, G. H. Y., & Lum, T. Y. S. (2023). Negative ageism and compassionate ageism in news coverage of older people under COVID-19: How did the pandemic progression and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associate with different news themes? Ageing and Society, online first.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6). Taking a stand against ageis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n/desa/taking-stand-against-ageism